我国财政改革中几个全局性问题的思考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构想,未来20年里我们将完成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实现全面小康.这样的构想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已从政策设计的角度锁定在1978-2020年的时段内,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转折点上.在政府主导的渐进路径上,政府既推进着市场机制的建立,也同时推动着计划手段的创新,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同时,又始终承担着计划体制下的诸多任务与责任.财政作为政府政策实施的财力保障,以自身的变动见证了这一过程,与体制转轨进程和经济运行状况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对财政改革中的一些关系全局的问题进行思考、解释,不仅关系到财政自身的运行,无疑也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的绩效.本文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分析的路径与依据,并做出了基本的评价.     

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研究综述

通过回顾国内外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文献,梳理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相关概念内涵,总结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和调控措施,发现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概念缺乏明确的界定,理论发展滞后于新形势下不断丰富的协调内容。提出未来需继续构建并完善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理论体系,拓展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福建省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金融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关系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重点。利用福建省1980——2017年的相关统计资料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福建省的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为推动福建省实现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蓝图,金融业的发展必须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

LI Jing;GUO Wei(Department of Finance,Harbin Institute of Finance, Harbin 150030, China)     

企业家行为、企业迁移、产业集群与农村城镇化政策

文章按照系统自组织理论,采取问卷调查、访谈和分组对比方法,以村镇企业迁移为考察切入点,对我国企业家行为、企业迁移与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展开研究。调查研究表明:企业迁移收敛于向区位条件优越、社会化服务和市场体系健全、私有产权保护良好、企业家受人尊重、自然及社会人文环境和谐、地方政府服务好的城镇集聚;企业家控制权与企业迁移呈正相关关系;企业家对产业集群的收益预期和对迁移成本的预期的高低是企业迁移的主要动因。乡镇产业集群政策体系和城镇化政策的要点是:以乡村企业家理性决策和理性迁移为政策立足点,通过公共财政政策的系统配置,以增加公共产品和政府服务、健全市场体系、保护私有产权、尊重企业家人格精神、促进社会人文环境和谐等措施来优化区位和环境,提高乡村企业家产业集群价值的预期,引导中小企业向工业园区或产业集群集聚。     

普惠保险发展的路径选择及其优化——基于小额保险的国际经验

保险“十三五”规划要求大力发展小额保险等普惠保险,但我国小额保险发展相对滞后,制约着普惠保险的全面发展。本文基于对印度等五国经营小额保险的经验研究,比照我国普惠保险发展实际情况,期望借此破解我国普惠保险发展困局,优化普惠保险发展路径。研究发现:我国普惠保险发展在政府推动力度、法律法规完善程度、政策支持力度及发展模式上均可进一步强化改善。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我国普惠保险发展应重视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建设,顺应各地风俗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出台“小额保险条例”作为普惠保险的配套支持政策,利用合作代理销售模式和科技创新手段,控制普惠保险交易成本,开发符合消费者实际利益的普惠保险险种。     

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财政支持对策与思考——以四川省达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受到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成本增高、终端市场受限、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等发展瓶颈制约问题.如果这些困难和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严重影响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和阻碍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要以降税减费为主攻方向,减轻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压力,帮助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本课题以四川省达州市为例,提出财政部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1234"工作思路和对策措施,积极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强起来、发展质量高起来、发展速度快起来,为达州加快实现"两个定位"和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做出积极贡献.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集聚、研发要素流动与产业竞争力 ——以高端服务业为例

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了高端服务业集聚、研发要素流动影响高端服务业竞争力的理论模型。理论分析表明,高端服务业竞争力与高端服务业集聚度、研发要素流动、劳动力数量、工业品支出份额正相关,与产品间替代弹性负相关。继而,利用我国大陆31个省份2003-2018年数据,空间探索性分析发现中国省域间高端服务业竞争力存在明显空间正自相关性。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结果也很好地支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表明高端服务业聚集度、R&D人员流动量和R&D资本流动量的提升正向促进高端服务业竞争力,但三者的总效应主要是由直接溢出效应决定的。本文结论为我国进一步促进高端服务业集聚,统筹区际间研发要素流动,进而提升中国高端服务业竞争力提供政策启示。     

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U”型关系再检验——基于集聚质量和深度的双重视角

利用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集聚质量和深度的视角探究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显著的"U"型关系;但相对于集聚深度而言,集聚质量的提高能够显著推动全要素能源效率较早越过拐点从而进入上升阶段。机制检验表明,当集聚质量和集聚深度均较低时,产业集聚会通过规模效应显著抑制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而当集聚质量和深度均较高时,产业集聚则通过技术效应显著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此外,对于不同地区而言,东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能够率先摆脱产业协同集聚的抑制作用而进入上升阶段,中西部地区则需要在更高的集聚水平上实现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攀升。